Talking about “Tian’anmen Square protests” May 25, 2020 谈谈六四——浅析悲剧背后的原因 写在之前： 这场事件已经发生了31年，不管是对这个国家来说，还是对整个民族的历史来说，都是一件不能忘却的事情。但是这件事情不应该只是个伤疤，也不应该成为一种仪式性的纪念日。我们应该记住这段历史，同时也应该反思。 谈论历史是需要责任的，因为不管从哪个角度去，你都无法真正客观地看待他。六四一直是我自己无法忽视的一个时空，但我不想陷入集体主义语境下的反叛，也不该这样。我不想愤怒，因为愤怒会让人丧失理性，让人变得简单、粗鄙。 因为民间的玄而又玄的传言和官方压制，国内很难找到相关资料，同样，国外的媒体因为时空的原因也陷入了意识形态的斗争中。我只想用自己浅薄的学术能力和筛选后仅有的一些资料，来尽量解释那个不能被人们谈论时空。 进入正题： 一切冲突背后都存在着必然的原因 天安门事件绝不能单纯地用历史的视角来看待——特定的时空、特定的人和特定的事件造就了一个悲剧。“六四事件”背后一定存在着更深刻的政治、经济的原因，当然人的因素在其中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用“结构/机制”的解释范式来试着分析冲突背后的那些必然的原因，这在我看来要比叙述那些 “民间传闻” 更有意义。 一、并不彻底的改革 1.1. 双轨制导致的市场失灵 上世纪80年代初因为苏联在第三世界的扩张，中美关系进一步深化，政治、经济、文化、防务等各个方面都存在着交流，中美苏战略三角进入成熟期。同时，十一届三中全会逐渐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动荡结束后，一切开始恢复正常。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中苏关系又进一步缓和，中国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安全”的国际环境中。 但是封闭的中国并不知道怎样改革，这艘巨大的船一启动就不可能停下来，于是“摸着石头过河”成为了改革开放工作的指导原则之一。当时中国国内的产业结构受苏联影响较大，重工业与轻工业存在着巨大差距，在打开国内市场后，便存在着巨大的需求。在1984年10月的第二次三中全会上，产生了一个畸形的制度——双轨制，计划指标与市场需要并行生产的新机制，在今天仍然可以见到其尚未消散的躯体。 由于国内市场的巨大需求，当时中国兴起了“倒爷”经济，这是新中国第一批民间的大规模的国际贸易商人。双轨制使得一大批官员、高干子弟利用权力、信息不对称低买高卖，赚得盆满钵满。当时国内黑市横行、通货膨胀严重。在1988年，邓小平断然全面开放物价，这立刻导致国内物价飙升、贫富差距急剧扩大、通货膨胀严重（但是没有找到真实的具体数据，无法知道当时的通货膨胀率）。 市场失灵导致经济崩溃成为了大众要求改革的根本原因之一。 1.2. 冗杂混乱的官僚体系和腐败 刚刚经历过十年浩劫，中国的官僚体系十分混乱，在改革开放中，不少地方干部甚至中央干部依然停留在原来的工作方式上，直到1992年人们还在争论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同时落后冗杂的官僚体系效率低下，不少地方政府拥有着相当大的权力，但是却不知如何治理、如何行使权力。同时，腐败的种子在文革时期就已经种下，随着经济的开放，不少官员利用权力成为了“官倒爷”，交易批文、甚至亲自下场经商。 并且，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一直存在着一个核心矛盾：一统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的内在矛盾。说人话就是中央政府对各个领域有着最高和最终的决定权，中央管辖权与地方治理权的不兼容。加强中央的控制就削弱了地方政府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地方政府各行其是、偏离控制又对中央核心产生威胁。在一统体制中，这一矛盾无法解决，只能在动态中寻找暂时的平衡点。这一矛盾在改革时期更为突出，放权让地方改革会削弱中央的管辖，中央难以全面地推进改革；而加强管辖会导致地方治理能力的削弱，造成地方上不同的问题。况且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政府，政府人员能力参差不齐，政府组织架构也存在着问题。 关于中国的国家治理，建议参考周雪光写的《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 同时，当时政府中还存在着老旧的意识形态斗争的思想，并且惯性极大。到江泽民那代领导人时期，党内多数高层还会认为苏联的解体是因为戈尔巴乔夫“背叛革命”。很多人对西方自由主义存在着极大的敌视，并且在1986年9月，出现了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 冗杂混乱的官僚体系和巨大的腐败，导致政府对于社会的失控，腐败的官员和低效的官僚体系成为了众矢之的。 二、政府合法性与民主化浪潮 2.1. 绩效合法性与选举合法性 政府的合法性有三种：意识形态合法性、绩效合法性和选举合法性。改革开放代表着中国意识形态合法性的终结，中国共产党由革命性政党向执政党转变，那么政治体制改革就要面临着选择哪种合法性的问题。 绩效是大部分威权国家政府的合法性的来源，政府的正当性通过为大众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所以政府要不断达到其绩效来确保自己统治的稳固。绝大多数的民主国家政府的合法性来源于选举，即选举合法性，又可称为程序合法性。 合法性问题一直是中国政府长期面临但却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选择绩效合法性能够确保共产党一党专政，但在经济下行，政府无法满足其绩效的情况下，合法性就受到了挑战。在这种情况下，执政党为了确保对于社会的控制能力，通常会实行官方民族主义政策——推广官方语言，并且进行一种经由大众传播媒体、教育体系和行政管制等手段进行的有系统的，甚至是马基雅维利式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灌输。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这几年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以及新疆的再教育营，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从2000年到2016年（直到2016年是因为没有更及时的数据和研究发表，或者是我没有找到）很多数据表明大众的民族主义并没有显著提升，近两年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战狼式外交的背后实质上是官方民族主义政策为主导。 说远了，继续回到政府合法性的问题上。 当时党内的改革派，邓小平、赵紫阳都要推行政治体制改革，但是其内部也存在着分歧。赵认为要落实政治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的设想，即政治生活的高度民主化、法制化；要开放言论自由、解除报禁，甚至是党禁。但是邓主张在坚持一党专政的前提下改革，改革是为了进一步巩固一党专政，邓拒绝任何影响和削弱一党专政的改革。 由于政治体制改革还没有完成，当时政府的合法性来源于绩效，但是由于错误的经济政策导致了国内市场失灵，经济濒临崩溃、社会问题突出。政府的合法性自然就受到了损害，百姓自然会质疑、知识分子自然会反思，国内社会自然会出现要求政治体制改革、开放言论自由、惩治贪官的政治诉求。 2.2. 第三波民主化浪潮 民主化浪潮指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期限内发生的一组由非民主政权向民主政权的转型。在现代世界发生过三波民主化浪潮，其中，于1974年葡萄牙政变代表着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开始，在随后的15年内，大约有30个国家实现了由威权主义向民主的转型。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民主化浪潮几乎淹没了整个共产主义世界。 而产生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原因大致为：1. 民主价值被广泛接受，威权体制的合法性逐渐受到质疑；2. 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经济增长提高了许多国家的生活水平，扩大了城市中产阶级的规模；3. 通过国际交流的新途径以及第三波中首先实现民主的国家为后来者提供了体制改革的动力和模式，从而达到了滚雪球的效果。 同样因为上述原因以及国内市场失灵对绩效合法性造成的损害，中国国内无论是政府高层还是大众社会，都产生了进行民主化改革的motivation（中文大致可以翻译为 “动机” 但是这样表述不是很准确）。 但是前文有讲到，党内大部分高层领导不希望削弱一党专政，在短期内无法改善经济形势以此挽回绩效合法性受损的情况下，以知识分子为代表发起的由下至上的民主化改革运动势必会与坚持一党专政的政府相对立，最终冲突的发生也就成了必然结果。 三、大众政治与合理的政治诉求 3.1. 大众政治 政府要与国内社会形成良好的沟通机制，通过有效的沟通来使得政府与大众共同进退。我们不能以现在的角度来分析当时的情况，坦率来说，当时的言论相比现在更自由、民众与政府的沟通更顺畅。 但是，现在之所以没有发生六四这样的事件甚至说是没有这种契机，其原因在于现在中国有了完备的工业体系，在全球化不可能三角中，中国选择了民族国家和经济一体化，放弃了大众社会，即政府保留着制定政策的独立性的情况下，中国成为了全球供应链中的一环，大众政治势必会被压缩。在这样一个宏观因素的决定下，任何的反抗和发生都是收效甚微的——因为政府更加严格的控制以及中国在全球化中选择的发展模式。 在这种不可能三角中，只能选择其中的两个而放弃其中的一个 如果对这个有兴趣，可以看一下 Dani Rodrik写的 How Far Will Internat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Go? 还有郑永年写的 Globalization and State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但是当时嵌入式自由主义全球化还没有彻底被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取代，中国也还没有成为全球化中至关重要的一环，那么大众政治就显得尤为重要。 因为国家恢复正常不久，进行改革开放的时期并不长，国内经历了长时间的革命性的运动，良好的大众政治机制并没有形成。无论是领导人还是大众社会，经历过文革，国家上下已经初步形成了对外开放的共识，对于这种运动是没有经验的，也不可能短时间内接受这种运动。 大众政治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政府没有意识到应该与大众同进退的问题，这成为了分歧的一个原因。 但是应当存在着良好的大众政治环境和大众与政府之间的沟通机制。其实合理的抗议、游行、集会都是大众政治的表达方式，通过这一举动来反映社会问题和大众的诉求。在大众政治被长久忽视的情况下，当时一个具有全国性影响力的集会或者事件就有可能成为导火索。不仅仅是政府，经历了长久的文革式的运动，大众也没有找到一个合理的方式来反映自己的诉求，这就到了接下来的部分。 3.2. 合理的政治诉求和沟通机制 事实上学生中间存在着极大的分歧，这些分歧不比党内的斗争简单。学生在与政府的沟通中是处于弱势的一方，这就更考验学生的政治智慧——通过有效的沟通和谈判进行政治协商。 在西方，社会与政府之间的沟通中，是有着相对完善的民间组织和沟通机制的，这是长久的民运的结果。但是当时中国刚刚改革开放，无论是政府还是知识分子还是大众，都没有任何准备。以北京高校学生为主的学生组织在短短的时间内组织结构就经历了多次变化，学生也没有任何政治经验，特别是在后期，事实上学生组织没有提出合理的政治诉求也没有同中央进行有效的沟通。 学生在4月的集会上提出了7项有建设性的、具体的诉求： 1.重新评价胡耀邦同志的功过是非、肯定其“民主、自由、宽松、和谐”的观点。 2.严惩殴打学生和群众的凶手，要求有关责任者向受害者赔礼道歉。 3.尽快公布新闻法，保障新闻自由，允许民间办报。 4.要求国家领导干部向全国人民公开其本人及家属的实际财产收入，严查官倒，公布详情。 5.要求国家有关领导人就教育政策的失误对全国人民作出正式检讨并追究责任，要求大幅度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待遇。 6.重新评价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并为在期间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彻底平反。 7.强烈要求新闻机构给予这次民主爱国运动以公正如实及时的报道 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高自联）在4月23日成立后，周勇军、王丹、吾尔开希成为了学生领袖。在赵紫阳从朝鲜访问回国后，赵与学生进行了有效的沟通，除北大、北师大外，所有北京市大学宣布罢课结束。 但是以王丹、吾尔开希为首的高自联不愿意由自治会选举出来的正式对话代表团和政府进行对话，开始号召学生采取激进的做法——5月11日开始，部分学生开始绝食。绝食导致抗议行动重新爆发，其中不少国内省市开始“支援”北京学生。这个时候，合理的政治诉求已经开始逐渐转变。绝食的师生中也存在着分歧，刘晓波先生为代表的温和派的影响力逐渐被强硬的学生代表削弱。 在5月18日，李鹏与学生代表在人民大会堂进行了会面。此次会面被国家电视台播出，通过视频资料，可以清楚看到，此时学生的政治诉求是空洞的、不切实际的，以王丹为首的学生代表在对话中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要求提出，学生代表内部也没有达成一致。在这样没有效率，空洞且没有可操作性意见提出的对谈中，是不可能达成共识的。党内的强硬派与学生中的强硬派，在这二者之间的政治协商是需要技巧的，是非常有难度的。最终这场会谈以失败告终，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共识达成。 大众政治的完善除了需要政府和大众形成有效的对话和沟通渠道，大众内部也要形成良好的政治环境。空洞的、不具备可操作性的口号式的政治诉求，就跟现在大街小巷张贴的各种宣传标语一样。政治是现实的，是不同利益集团对权力的争夺，是社会力量和国家政权的讨价还价，是国家间权力的争夺。口号、标语、和勇士般的献身能够感动自己，感动大众，但是感动不了政治。 在此之后，局势已经走向了失控，政府和学生各自的权力都由强硬派掌握，双方难以达成任何共识，在赵紫阳于会谈第二天5月19日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呼吁结束后，依靠武力解决冲突已经形成了定局。 我的分析也止步于此，因为在5月19日之后，除非学生主动撤出广场，否则最终的悲剧无法改变。同时也因为在此之后局面已经走向失控，没有办法用 "结构/机制" 的方法来分析，只能依靠大量可靠的史料通过历史视角的机制解释或者特殊因素解释这两种解释范式来进行分析。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应当忘记，也不代表我们要因此变得丧失理智。 四、写在最后 除了以上原因，这场冲突背后必然有其他的因素——党派斗争、权力斗争、少数人的挑拨、一些人的人格魅力，但是我认为这些都是表面上的真相。一定有着更深层次的、更宏观的因素决定着悲剧的发生。因为时间和缺乏可靠资料，我无法进行有效的分析。 但是最终血的悲剧的历史责任应当被政府承认和承担，这是无法逃脱掉的。这场悲剧绝不是一方的单一过错，但就其动用武力造成的悲剧，这一点是无法洗刷的罪行。 可我们不应该只把目光聚焦在死亡、坦克还有那些看似理想的标语，这是一场悲剧，对当时的学生来说是悲剧，对整个国家来说更是悲剧。因为悲剧的发生，我们甚至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丧失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机会。 我们因为这个悲剧感到愤怒，但是请不要因为愤怒而丧失理智和思考的能力。愤怒让人变得简单，因为简单而拥有力量，但这一定是肤浅的、缺乏深刻的。